深圳市人大代表郑学定11年连续5次建议推进公车改革

 

　　郑学定伸出右手，与记者有力地相握，顿几下。就在1分钟前，他回答了这次采访中的最后一个问题：这么多年了，为什么还这么坚持？

　　其时他正走向自己的座驾——一辆七八成新的尼桑轿车，听到提问停下脚步，两道剑眉微蹙。“讲最近的一件事吧。”他说，“事关一位老教师……”

　　讲着讲着，他的嘴唇开始抖动，眼眶开始有些泛红。正如他自己所说，谈起这些人和事，他会不由地有些激动。“都50岁的人了，我不会再那么天真，可是……”

　　可是什么呢？

　　11年五提公车改革议案或建议

　　前几天，在采访有关小学生提议给公务用车挂红色车牌的新闻时，记者遇到了市人大代表肖幼美。“公车改革，你一定得去采访一下郑学定代表。”她说。

　　翻检历年深圳市人大会议资料，记者发现，从2003年在三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提出《关于加快我市公务用车改革步伐的议案》开始，到今年在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再次提出《关于加快推动我市公务车改革的建议》，针对本市公车改革问题，不算联署的，郑学定已经五提议案或建议，时间跨度长达11年。

　　一早给郑学定打电话约访，他正在龙岗拜访客户。晚上7时，他发来短信：“刚回到家。”稍后记者得知，身为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，也是连任三届的市人大代表，一边忙着自己的营生，一边忙着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，是他的工作常态。

　　拨通电话，那头传来带江西口音的普通话。聊不尽兴，记者提议翌日见面再聊。他“嗯”了几秒钟，说：“约在人民大厦吧，我正好明早要去那儿办点事。”看来，这位高级会计师在时间的使用上，真是算计到了家。

　　翌日一早，记者提前几分钟来到大厦大堂。哪个是郑学定呢？刚要打手机，一位身着银灰色西服上衣的中年男士出电梯匆匆而来，看记者点头，他笑了：“我是郑学定。”

　　10年前他也曾“公车”私用

　　坐在大堂一侧的沙发上，打开话匣。“就从2003年第一次提公车改革的议案开始说吧。”他拨下手中白色苹果手机的震动开关，将手机扔在沙发里端。

　　在2003年之前，郑学定并没有特别地感到公车改革的重要与紧迫。1991年，这位会计学硕士告别江西财经大学讲坛进入深圳市财政局，当了一名主任科员。一年后，他被派往半官方的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工作，1998年当选协会秘书长，着手推进了具有全国影响的会计师事务所体制改革。

　　“那个时候，人们对公车的感觉还是习以为常。”郑学定说。单位里的人出门坐公车，不光在公务人员心中，在老百姓眼里似乎也是天经地义的。

　　即便是在市注协这个不领财政一分拨款的社团机构里，也有一台用会费购置的“公务用车”。郑学定回忆了当时的用车方式：上班时间，这台车由专职司机来开，用于人员出门办事，还有就是到机场、火车站等地迎来送往；下班时间，则是由秘书长自由使用了。

　　“实话实说，当时我也是开着这台车上下班、接送孩子上下学。双休日里和老婆孩子或朋友一起出去玩，也开。没觉得有什么不对。”

　　虽然，按严格意义来说，只有财政养着的才是“公车”，但协会的车毕竟不是个人的车。郑学定认为，他对待协会这台车的态度，也可以说是那个时候各机关公务员对待“公车”的普遍态度。

　　“或许，他们中的不少人，现在还是这样的态度。”他说。
“要改革必须先革自己的命”

　　2000年，郑学定成为深圳市第三届人大代表。作为深圳市人大计划预算委员会委员，他密切关注财政预算的公开透明问题。

　　一组数据刺痛了他的眼：据估计，仅由市级财政负担的公务用车就达7000多辆，如果按每辆25万元的一般公务用车配备价格来计算，此项购车支出就达17.5亿余元；另外，2003年一年内，仅市财政局行财处负担的车辆经费就达5283万元。

　　“这当然是非常保守的估计，并不包括各区及市级其他口径的数字。”郑学定说，“如果将区财政所负担的公务用车数字加进来，金额要多出好几倍。”

　　“屁股底下一座楼！”老百姓开始对愈演愈烈的公车消费发出强烈的讥讽。郑学定总结出公务用车存在的四大问题：“超编配车、超标配车、公车私用、财政负担沉重。”

　　2003年2月，他毫不犹豫地向市三届人大五次会议提出议案，建议尽快出台公务用车改革方案，彻底取消公务用车。

　　记者注意到，在这份议案中，郑学定用的指称是“我们”——“改革是需要一点勇气的。要改革必须先革自己的命。在公务用车改革上，我们是不是先从自己做起，抛开自身的利益，为社会做一件有益的事情。”

　　议案得到冯治军等11名人大代表的联署。议案中提出的建议包括：“争取在2004年前完成此项改革”；“不能因取消公务用车而加大用车补贴，从而加大改革成本，人为制造改革障碍”；“从现在开始不再为车辆定编制、给经费”。

　　郑学定说，在深圳，有很多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都在关注公车改革，吴立民、杨立勋、刘鲁鱼、杨剑昌、肖幼美等，都曾先后向人大提出过相关议案或建议。

　　事实证明，这件议案提得适当其时。此前数天，十六届中纪委第二次全会工作报告明确提出：“积极探索用改革的办法解决领导干部职务消费中存在的问题”，“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和单位积极稳妥地进行公务接待、公务用车和公务员福利制度的改革工作”。4个月后，广东省纪委、监察厅要求全省积极启动和推动公车改革。

　　2003年7月，深圳市体改办对议案作出回应。一位负责人表示，已对市直机关公车数量及开支进行普查，并撰写了公车货币化改革调研报告和试点方案，上报市政府，“目前车改时机已经成熟，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。”报告及方案透露，深圳市已将7500家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的公车纳入各类定编管理，共涉及小汽车4.3万余辆，改革启动后，公车将全部拍卖，公务员外出办事将给予合理补贴。

　　看上去，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。

　　“为什么公车改革如此之难？”

　　大堂里人来人往，放在沙发上的白色苹果手机不停地震动着，郑学定全神贯注，沉浸在回忆和思考中。

　　“听说你被媒体评为市人大代表中的四大‘炮手’之一？”记者问。

　　“嗨，他们是说我敢讲一些真话。”他说。

　　在那届人大代表的最后一年任期里，这位“明星代表”把“炮口”的瞄准镜移向了机动车尾气污染治理问题和东部黄金海岸保护问题，一轰一个准，皆被列为大会议案，受到重视。

　　市四届人大，他连任人大代表。

　　那段时间连续传出的深圳公车改革消息，让他颇为乐观——2004年6月，深圳市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成立；9月，有市内媒体报道说，领导小组下设的“车改办”正在抓紧制定发放补贴、公车拍卖等7个相关配套文件；11月，一家省内媒体引述车改办人员的话说，即将进行的深圳车改“不搞试点，基本都推行”……

　　2005年中，车改办甚至拟出了《深圳市市直机关公务用车改革实施方案》。然而之后，便再也没有车改的消息了。

　　像一曲激越的交响乐，正要展开高潮的乐章时，却戛然而止！

　　郑学定绝不想半途而废。2006年2月，他向市四届人大二次会议提交了一份对公车改革的意见，直问“为什么我市公务车改革如此之难？”

　　“那时候，周边的东莞、惠州、中山、珠海、佛山等市，都已经改得差不多了。深圳凭什么慢吞吞？”他告诉记者，深圳本是在全国最早开展公车改革探索的城市之一，如今却滞后。

　　“当时真是有些怒了！”说到这些，郑学定的手明显有些发抖，一双大眼瞪了起来。

　　那一年，他离开了深圳市注册会计师协会秘书长的职位，担任了深圳天健信德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。

　　转年，当郑学定再次就公车改革提出呼吁实施的建议后，深圳市发改局给出了答复：公车改革时机、条件都不成熟，不适合改革。郑学定毫不留情地在回复函上“不满意”一栏打了勾。

　　“中国是个人情社会，通常代表们很少有直接打‘不满意’的。因为得到一个‘不满意’评价，会直接影响到这个部门的政绩考核。”一位前任人大代表告诉记者。

　　发改局专门派员来做进一步沟通。当得知所谓的“条件不成熟”指的是“国内一些试点并不成功，无法借鉴”时，郑学定大声说：“我还是不满意！”

　　这是人大代表对当年548件建议办理答复的评价中，仅有的5件“不满意”之一。

“人大代表是做什么的？”

　　“建议了这么多年，深圳的公车改革还是推动不了，灰心不灰心？”记者接着问。

　　他把“灰心”念叨了几遍，苦笑着摇头，马上又敛容道：“如果我真的灰心了，就会干脆利落地离开！”

　　沉默了两年后，2010年郑学定又一次把公车改革建议提交到人大会议。没有“加快”，也没有“再次”，题目是简简单单的《关于推行公务用车改革的建议》，仿佛一切重新开始。

　　内文列出建议三条：“尽快出台公务用车改革方案，取消公务用车”；“特殊部门如公检法，应保留公务车，但要在车上注明是‘公务车’，并且严格管理，少数高级领导干部可保留公务用车”；“鉴于目前公务员收入已较高，不宜在公车改革时再发车辆补贴，但可考虑一次性给公务员购买私家车补贴，现在的公务车一律公开拍卖”。

　　与7年前的那三条建议相比，“新三条”明显更加务实。

　　这股“不抛弃、不放弃”的劲儿，让郑学定不可避免地成为某些人眼中“不受欢迎的人”。一次他回到江西财大开讲座，惊讶地发现有些微词竟传到了母校领导的耳朵里——“你们学校出来的那个郑学定啊……”

　　“我就是想不明白了。”郑学定说，“现在一般的打工仔都可以买辆车了，公务员的工资不少，为什么就非得开公车才行？”

　　当然，情况也不全是这样。一次人大会议结束，一位处长和他一同走出会议室，转头笑说：“老郑，公车改革说得好，我支持！”还有一次，一位市领导在听了他对有关问题的反映后，说：“学定，我也是路遇不平一声吼的人，我们一起努力！”……

　　从这里，他看到了希望。“人大代表是做什么的？不就是为老百姓说几句真话，督促政府做点实事吗？”

　　2012年8月，深圳市首次公开“三公经费”，市本级已公布的公务车购置和运行费用共计4.68亿元，占“三公经费”的74.88%。数据让郑学定决心更加坚定。

　　在今年1月举行的市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，他再次提交了加快推动我市公务车改革的建议。“这是我们第四次提交建议或议案要求进行公车改革了。”他感慨地写道。

　　他少写了一次。记者短信订正2010年有否提出建议，他查了一下，发来回信：“我都忘了。同一事项三届共提了五次，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想象！”

　　……

　　“他是一个较真的人！”

　　“关键时候，总得发出一点自己的力量。”站在停车场上，郑学定对记者说。

　　最近的事，有关一位老教师。20几年前，这位老教师被市教育局派到一家下属企业做清算工作，处理债权债务问题，后来到了退休年龄，社保却没有着落，他找有关部门反映问题，被当成皮球踢来踢去。无法，他到人大来找“敢讲真话的郑学定代表”。

　　郑学定刚好开完会下台阶，迎面老人一跛一跛地，在老伴的搀扶下，挪过来了。“您是郑学定代表吗？”见郑学定点头，两位老人当即下跪陈情。慌得郑学定连忙将两位老人搀起来。

　　“老人都70岁了，向我这样一个子侄辈行大礼，他们该是受了怎样的委屈！”郑学定喉咙有些发哽。

　　他侧面了解了一下，得知老人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，所述属实，便和肖幼美等代表一起行使人大代表的权力，约见市教育局局长。

　　“没想到，局长没来，派来几个处长。”赶上市长许勤前来参加人大分组讨论，郑学定便响亮地放了一“炮”——

　　“的确，这个事情可能不是在本届领导任内发生，但这不能成为推脱不作为的理由啊。政府部门各级官员不能把老百姓的疾苦当凉茶！”

　　一顿炮轰后，郑学定感到的却是心酸。“只有得到大领导重视了、批示了，下面的人才会动起来，把这个问题解决。这正常吗？”他说。

　　一年多前的那个秋天，他在网上读到易中天的一篇博客文章《改革是没有任期的》，陡然回想起自己在母校求学、教书的那段时光。“社会很宽容，学术很活跃，人的思想积极向上，整个社会充满希望。”

　　那可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，一曲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》激起青春飞扬，一个来自赣州定南的客家小伙，投身到一代会计学名家裘宗舜的门下，求知若渴。经30年岁月洗礼，当年弱冠青年，而今黑发中已多见根根银丝。

　　最新一次有关公车改革的建议还未有部门答复。郑学定说：“今年公车改革推动不起来，明年我还要提建议。”

　　采访中，不少认识郑学定的人都说，他可是一个较真的人！

　　“多一声呐喊，总比保持沉默好。可能结果会让你失望，但我们需要传递一种声音，声音就是力量。”在自己的实名微博里，郑学定如此写道。

　　记者站定，看着郑学定拉门进车，然后踩离合、挂挡、踩油门，转动方向盘，提速而行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来源：深圳特区报